合肥男科医院哪家最好(合肥泌尿外科医院哪家好)

当条件具备而上级国家机关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法定义务，或者不尊重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，妨碍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时，民族自治地方有权请求上级国家机关积极作为、消极不作为或改变已作出的行为，为民族自治地方获得发展机会，充分行使发展权。

一直以来，人们都是将国家给予民族优惠政策往民族区域自治中生搬硬套，甚至将国家给予帮助视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特色，没有将两者分离开来思考。关键词:  民族事务法治化。

司法路径的构建要注意循序渐进，并与现有法律机制相结合。发展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这一唯一的内容。从发展权的权利性质上来看，发展权主要是指社会权，但发展权并没有排斥自由权，发展权还可以作为现有法定权利的兜底性权利。[34]发展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础，也是自治制度实施的根本保障。文化发展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发展本民族特有文化的权利，具体包括精神、思想文化发展权、教育发展权和科技发展权等。

当条件具备而上级国家机关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法定义务，或者不尊重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，妨碍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时，民族自治地方有权请求上级国家机关积极作为、消极不作为或改变已作出的行为，为民族自治地方获得发展机会，充分行使发展权。在新时代下，发展权指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，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富足，也要求政治的民主、社会的公正、文化的繁荣、生态的良好、国家治理的良善和文明程度的整体提高，包含公民经济权利、社会权利、文化权利、环境权利、政治权利等所有基本的人权的尊重、实现和保障。大须贺明在论述生存权时阐述了最低限度的义务观点，该义务本身应当是一个确定的概念，是客观的事实，是采用科学技术手段可以测量的最低标准。

[39]当生存权获得满足后，发展权也具有这一最低标准。我国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和《国务院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〉若干规定》的条文，用词多为优先、适当增加、加大、不断改善、重点扶持、加快、加强、努力、尽快等，弹性很大，实践中很难判断上级国家机关履行职责的具体标准，不利于帮助措施的落实。争取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，对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开发。国家的义务是满足公民权利的需要。

当务之急，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民族事务政策化向民族事务法制化，再向民族事务法治化的转变，[3]以法治的思维来思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模式，以权利和义务关系来具体构建民族问题的解决路径，协调民族自治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。第一，一体化救济模式，即将发展权的理念贯穿于现有的权利体系，通过现有的公民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实施机制，对发展权利进行整合性的法律救济。

民族繁荣，促进少数民族发展，不只是一项政策，还是一个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，具有法律效力。[31]《全面实现小康，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——习近平同志帮助福建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纪事》，《福建日报》2015年11月23日，第1版。无论如何，地方自治权与享受民族优惠政策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。首先是民族自治机关与上级国家机关发挥合力，积极构建民族自治地方向上级国家机关请求帮助的法律机制，形成上下级之间的双向互动与沟通，寻求资源配置的最优路径。

例如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等基础性发展条件、积极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达到其他地方的标准、继续提升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处于领先水平。（三）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救济权机制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受到侵犯，是否可以寻求救济，甚至是司法救济，这是非常复杂的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法律问题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，或者说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界限。其次，充分运用向上级国家机关请求的制度，将可能的纠纷消解在内部沟通制度中。

1984年颁布的我国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序言第4段规定：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努力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。摘要:  民族自治地方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和优惠，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范畴，而应依据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发展权的思考进路加以阐释。

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请求权后，上级国家机关要在法定期限内积极研究，并进行回复，不能履行帮助义务的，上级国家机关需要说明理由。进入专题： 民族事务法治化 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 。

这些条款涉及环境权内容，可以结合环境权的诉讼程序，融入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权的精神，由法院作出裁决。[27]毛泽东曾经提出：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。[49]第三，附随式救济模式，即对发展权作隐形处理，基于发展权与现有人权体系的重叠，将现行法上对权利的救济等同于发展权的救济。[20]参见习近平：《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》，《社会主义论坛》2019年第6期。[20]由此，其从实质上确认了区域发展权的现实紧迫性和理论正当性。（二）民族区域自治立法的发展条款 从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来看，促进民族繁荣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，已经成为自治立法的重要内容。

[15]参见关今华：《人权保障法学研究》，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60页。例如免费的义务教育、最基础的健康保障等等。

[46]汪习根：《论发展权的法律救济机制》，《现代法学》2007年第6期。这三项义务的实际履行，包括了立法、行政、司法等国家机构的共同配合。

这种中央对地方从消极不干涉到积极干预的转变，仅依靠自治权理论无法自圆其说。2016年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9606元，而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3980元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国内平均值。

[19]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：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》，学习出版社、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134页。该条第3款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，设立自治机关，行使自治权。政治发展权是指民族自治地方通过选举方式组成地方政府，通过民主投票、民主协商等手段决定地方政治事务，并享有对国家事务参与和监督的权利。[32] 由此可见，发展是解决民族自治地方一切问题的关键，也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。

国内发展权就是在一国范围内，公民、群体乃至某区域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、积极参与发展进程并分享发展成果的权利，要求国家帮助和促进个人、群体和区域平等发展。不仅如此，上级国家机关不履行职责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，目前的法律均没有规定。

新发展理念强调协调，其目标指向就是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。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崇尚和谐而非对抗，这种文化也浸润到权利救济的法律制度中。

[34]艾野、张娇、金炳皓：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贡献》，《贵州民族研究》2019年第4期。[49]参见前注[46]，汪习根文。

[51]即使通过合宪性审查能够救济社会权，但社会权获得救济的程度还分为程序性救济和实体性救济两个层次。发展请求权是发展权的延伸，是为保障发展权实现的程序性权利，或者可以看作是法律救济的先行制度。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的观点，同样强调了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内容和目标。[9]我国宪法和法律在阐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目标时，具体包含两个层次，一是民族繁荣，二是民族自治，民族繁荣是民族自治的基础，二者在具体的目标层次和实践维度上都有差异。

具体而言，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涵盖了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速发展经济、教育、科学技术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事业，帮助的具体措施包括从财政、金融、物质、技术、人才等方面进行扶助，帮助的具体方式也丰富多样，包括指导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、优先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组织发达地区对口支援、优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人员等等。民族区域自治强调各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，相应的国家权力要消极地不干涉民族自治地方，此内容才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自治权范畴。

区域发展权是我国发展权理论的创新，归根结底是为了区域内每个人的发展权的实现。‘上级国家机关的尊重、帮助和照顾不仅是民族自治地方当然享有的法定权利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有权主张和要求‘上级国家机关予以积极、充分、有效地履行这些法定职责。

[44]参见韦以明：《对民族自治权与上级国家机关领导帮助的关系的再认识》，《广西法学》1996年第4期。彭真同志在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》中说：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，既能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合法的权利和利益，加速各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，又能抵御外来的侵略和颠覆，保障整个国家的独立和繁荣。